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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北京这几天,我走到哪里住哪里,挺好的。”11月30日,老纪的爽朗笑声在北京一家小饭馆的包间里回荡,让人几乎忘记眼前这个41岁的中年人已患艾滋病十年之久。

也许,正是北京朋友的包容和关爱,让老纪对生活还有信心,还能如此释然地审视自己的遭遇并重新设计下半场人生。

难忘“濮大哥”的情谊

“老纪,擦擦汗,你都出汗了。”话未落音,濮存昕就伸出坚强有力的手,擦拭着老纪的额头。台下立刻响起了长达三分钟的掌声。

11月底,在的宣传日活动现场,老纪显得多少有些紧张。“濮大哥,您救了我爱人的命,我代表全家人感谢您。”老纪声音发涩,深深鞠了一躬,两个人紧紧抱在了一起。

老纪这句发自内心的感谢,源自一年前的某一天。那天,老纪去县城做完艾滋病宣传活动回来后,发现爱人已经三天没吃饭。

“邻居家都说染上艾滋病了。她听到这些话,很生气,我回来后又两天没吃饭”。老纪回忆起那天的场景,缓缓地说,后来爱人身体状况日益恶化,在县医院住了26天后,情况还是不见起色,每天只靠输液,“家里能卖的都卖了,只要能治好。”

“我当时连下跪的心都有了。”一想起往事,老纪感触颇多。一方面,面对高昂的医疗费,家里已经“揭不开锅”了,另一方面,爱人的病情一点没有起色。万般无奈下,老纪拨通了濮存昕的电话,他记得濮大哥曾经说过,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找他。

“老纪,你来北京吧,我出钱。”

一年多了,老纪还清清楚楚记得“濮大哥”说的每个字。后来,佑安医院的诊断结果是,县医院把牙龈出血误诊成胃出血,从而导致了妻子的很多不良症状。

想起濮存昕雪中送炭的情形,老纪有些哽咽: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这次1万3000元医药费都是濮大哥出的。 ”

老纪与濮存昕第一次见面是3年前,在山西老家里。那是2002年,濮存昕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开车去了老纪家。在最近的一次抗艾滋病宣传中,记者从活动现场的大屏幕上,看到濮存昕与老纪一家一起包饺子,吃饺子——在这里,没有偏见,剩下的除了温暖还是温暖。临走前,濮存昕把钱包里的“大票”留给了老纪一家,同时说:“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。”

当这句话再次通过大屏幕展现时,台下想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

“我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,是小女孩说,这毛巾是爸爸的”。濮存昕表示,“当时我们像地下工作者,怕给老纪生活带来困扰。”

从那个时候开始,濮存昕与老纪开始了四年之久的友谊。

“我们跟正常人一样活着”

老纪来北京五次以上了,每次来京,他必去红丝带。

“山西是我第一个家,红丝带是我第二个家”。一提起红丝带,老纪情绪显得有点激动,“在红丝带真的觉得很温暖,总有一肚子的话要说。”

“红丝带里有个王护士长,人特别好,见了面什么都不说,先倒水”。老纪脸上绽开了笑容,补充道:“就算亲姐姐也没有这样亲的。”

在老纪的家乡,艾滋病患者自己的组织很少,更不用说什么嘘寒问暖的活动,大多数人被困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,没有沟通与交流,更得不到心灵上的慰藉。老纪说,北京“这种环境”要比家里好,得到的照顾关爱也多。“在家里没有人说话,心里话只有自己承担。”

提到艾滋病带来的困扰,老纪有些语无伦次,搅拌着碗里的米饭,似乎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。

“现在,村里有红白喜事,把全村的人都叫了,就不叫我们家”。老纪说,“以前不知道我有这个病的时候,谁家有个什么事都叫我。”

老纪有个上五年级的女儿,“学习在前五名,好着呢”。老纪抑制不住父亲特有的自豪感,“没有人管她,都自己学。放学后什么都不管先做作业。”然而,父亲感染艾滋病后,12岁的萌萌(化名)却承担了同龄孩子不该有的东西,甚至比其他孩子更多地懂得了生活的意义。“刚开始村里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,几乎炸开了锅,说得沸沸扬扬。有一天,萌萌哭着跑回家说,班上的学生没有人跟她说一句话。班上的同学说,‘你爸爸是艾滋病,你也是,只要你呆过的地方都会传染。’”

老纪说,他当时一下急了,拿着从北京带回去的各种宣传资料跑去校长办公室,“我需要他们更多的理解,我不能让女儿受这样的歧视。”

随后,校长召开了全校大会,发了各种各样的宣传资料,情况有些好转。但某些“不公平待遇”依然存在。比如,小萌现在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一个人一张桌子,根本没有同学跟她同桌。由于距离黑板太远,小萌经常看不清老师的板书。

“看不清就看不清,没人管的”。老纪多少显得有些无奈。“我们不搞特殊,每次该交多少学费交多少。”

最后一句话硬邦邦的,骨子里不服输的老纪似乎要证明给别人看,“我们跟正常人一样活着。”

久病成医,老纪成为老大哥

“我没有亲戚了,逢年过节就到感染者家去走门串巷”。老纪说,“这种事情不能钻牛角尖。可是,还真有想不开的人。”

老纪介绍,邻村有一个感染者,医生告诉他已经到了晚期,最多活三个月。这位感染者回到家不吃不喝,连床都不下。全家乱成一团糟。“他们家人给我打电话,我正在干活,一听到这个事情我爱人拉着我就走。”

“我爱人从下午四点多钟到晚上十点一直给他开导,告诉他,我比医生还灵。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“老大哥”的缘故,三个月早就过去了,这位患者“现在还活得好好的”。

“感染者都知道我的电话,每次打过来,我都回拨过去。”老纪现在家里的座机费每月80元,手机费预计20元,现在每月都超过34元。他口里说着“电话费都交不起了”,但是记者能真切感觉到,他心里还是喜悦的。

“他们发烧了找我,病了也找我,家里有事情也找我。”

对于这种现象,老纪解释,一方面,是自己病历时间长,在治疗方面可以给感染者提供经验,另一方面,对于感染者的“小毛病”,村医是不给看的,“如果给看了,村里其他人不会再到这个医生这里看病了。”

感染后,老纪悟出了自己的一套“方法”。“以前去看病,我都记下医生给配的药方,看医生怎么扎针,然后回家自己练习。”

老纪的道具是一个输液袋,然后上面盖上一张纸,“我把很多感染者都教会了,他们现在自己给自己输液,有的还挺熟练”。据了解,老纪每次都到县里批发一箱子药,一方面价格便宜,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所谓的尴尬。“小孩子病了如果需要打针,我也给她扎。”

生产自救,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生活

谈起家里的境况,老纪又陷入了沉思。“到现在为止,加上银行贷款总共欠债3万多了”。他摇着头,不时转动手里的筷子。“前年六亩地打了30斤麦子,麦子的钱不够割麦子的钱。”老纪的家乡气候干旱,严重缺水,再加上没钱买化肥,每年的收成几乎很少。

“前几年,养了不少兔子,没养好”。老纪家里现在还种着10亩地,每年收2000斤的麦子,“一斤麦子六毛八,你说说能有几个钱?”

老纪下意识地把掉在碗外的米饭又用筷子夹起来放在嘴里,发出“吱吱”的咀嚼声。

由于“特殊的身份”,老纪说他“给人打工,人家都不要”。

“上午去给人打工,人家说够了,下午就说缺人”。老纪说,很明显的“歧视”,“不过也不生气,习惯了。”据了解,老纪的爱人目前也没有工作,一家人靠几亩地生活。

由于艾滋病在社会上特殊的境况,很多时候还是被大多数人归为“异类”。艾滋病携带者的生存问题也成了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。但是,老纪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另闯天地。

“所以,我们想搞生产自救。”他果断地说。

在北京这几天,老纪一直在帮村里的“百合花妇女关爱小组”制作的手工艺品跑销路。“没有销路,就没有资金,我们想把这个形成一定的规模。”据了解,这个关爱小组由5个女染者组成,主要制作香包,十二属相,锅垫等手工艺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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